应大力促进东部大城市率先进行经济转型，加快建设若干个具有金融服务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商贸商务功能、信息支撑功能的大城市，带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发展与功能提升。

他承认中国2009年部分地区房价上涨过快，并说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一个国家的肌体也是这样。

其次，在市场和资本主义失灵的旗号下，向民营企业痛下杀手，下手的方式有多种，一种是日照模式，吞并式，国有山东钢铁集团，吞并民营日照钢铁公司。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他的弟弟邓垦谈话，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分利集团，实际上，就是社会的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就是权力-资本-资源三位一体的权贵企业，或利益特殊化的国有企业。权力社会要抓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权力资本，也就是美其名曰的国有企业。一个人得了癌症，你能指望他身体里的营养，能在所有细胞之间进行平等分配吗？绝不可能。

第三种，是辽宁-重庆模式，是缴赃式，从杨斌，到仰融，再到黎强，你成了罪犯，企业就成了赃物，收归国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是权力社会晚期，资本社会早期。我们是一个多大的政府呀。

主持人：但是有人会这样说，要搞公共财政也要钱啊。故现在一定要让全国普通民众和领导层都要认识到，不能再把税收增长作为各级政府的一个政绩来考核了。主持人：《大宪章》规定，在征得全国一致同意外，国王不得课征任何兵役免除税或捐助。即使危机来了，国税局还是在拼命增税，这怎么得了？。

如果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那些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都陷入衰退，高度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走出来呢？我们的税收这么高，人民还有升值的潜势，再加上劳动法的实施，都导致企业不堪重负，复苏这么快，可能吗？大规模生产能力过剩情况下，减税富民才是最有效的宏观经济计划。最后，直到1970年，英国才最终实现年满18岁成年男女公民具有平等的选举权。

宪政民主政制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征税权，是政府的财政支出要透明，要受议会代表的实质性地制约和投票批准。在总结建国60周年经验问题时，在当代中国面临选择何去何从的重大选择关口，我们必须认识到，构建一个法治下文明社会秩序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宪政民主政治。我们搞的是建设财政，政府当然要有钱。结果就把地价给推上去了，各方都出现了所谓的地王。

可是，人家收的税钱都是经过民众同意的，这是第一。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胜利后，英国国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中又进一步重申：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即为非法。2004年，我国政府本身的行政费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总额的37.6%，而同期美国的这项支出的数字仅为12.5%。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税收 。

政府可任意征税，政府官员可以任意花钱，还不会创造政府官员利用权力腐败寻租的机会？主持人：在您看来，约束住政府任意敛财和任意花钱的手，是整个建立宪政民主政制建设的逻辑起点。根据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第一，自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到１８４２年的产业革命发展时期，纺织工业的创新推动了经济增长。

举个例子，今年前半年，政府税收增长是负的，可是1到6月份，政府非税收入竟增加了31.4%。韦森：实际上，我们的税负重不仅仅是个税收增加问题。

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么厉害，中国企业又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政府税收却急剧增长，这实在让人不可理解解。目前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这样险恶，中国企业目前这样困难，政府还在增税，而征了的税收又花不掉，还在增税干嘛？。主持人：今年1到9月份，中国外贸出口下降21.3%，但是8月份税收比去年同期增加36.5%，9月份竟然又增加33%，单消费一项8月份增加75%。现在看来，不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不行，财税体制不改革不行，政府的预算体制必须改革，要把改革税法和政府财政预算收支体制作为未来中国宪政民主建设的一个逻辑起点。为什么说税收不是个好东西？这里有三点：第一，按照经济学和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在给定的市场需求函数下，任何开征新一种产品税（如燃油税基本上属于这一种）、资源税或提高其税率，均会减少该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或供给，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一种三角形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即减少社会总福利。尽管小布什两届政府郡号称是新保守主义，但实际上他当政期间所实际上推行的是一种高税收的大政府的保守主义，这自然遭到了拉弗德批评。

尽管如此，当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来了以后，布什第一次刺激经济的计划还是减税。税收不是个好东西主持人：也就是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还处于世界大危机的困难时期，为了应对危机，为了未来几年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的强劲增长，所以要减税。

第二，从宏观经济学上来看，企业所得税的增收会降低企业盈利水平，削弱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现在，政府就没有理由再聚敛那么多的钱，尤其是在当前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严峻格局中，政府更没有必要在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了。

今年四月份，克鲁格曼到上海，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至少要10年。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政府在北美殖民地开征印花税和糖税，以转嫁它在战争中的巨额财政亏空。

如果加上所谓的第二财政，差不多每个中国人就摊到8000到9000块钱了，这比每个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可支配收入还高。另一现象是，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平均年增加16.1%。換句話說：国內需求（內需）才是经济成长的主力，大家所看到的日本经济六七十年代优异表现，其实是国內市场需求成功之后的必然成果。按照美国宪法，没要参众两院的通过，政府不得开征任何税种。

收税的时候不用告诉民众，不经民众及其选出的代表同意，花到哪儿去民众也管不着，这咋行？这要出问题的呀。主持人：在过去２０多年全球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共同持续增长，自而给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一种错觉：经济增长中的商业周期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所有经济周期理论也似乎全都过时了。

主持人：这些现象恰恰是民主缺失的表现。政府每年的财税这么大，还在增税，这多可怕。

按照现代民主政治中的税权法定的原则，开征新税种，要经人大代表批准的呀。远没有结束，可以是说遥遥无期。

另外，政府还有1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是居民全部资产的3倍多，我们这个政府是多强大啊。为什么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都这么悲观？他们二人都没有进一步予以说明。中央党校有专家估算，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第二，自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９７年，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机器化大生产推动了经济增长。

现在我们的税收有6万多亿，就是说，每个国民负担4800多块钱，比7亿多农民的平均收入还高。既然税收是任何社会所必要的恶，必要的恶，毕竟是恶。

主持人：与西方国家比起来，中国的税收已经相当重了。外销对日本经济确实有过助益，但並非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力，而是在景气衰退时，是帮助景气加速回升的助力。

又过了60多年，到194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了选举权。之后，在英国国会于1628年通过的《权利请愿书》中，又有进一步的规定：没有议会的一致同意，任何人不得被迫给予或出让礼品，贷款，捐助，税金或类似的负担，从而正式在英国的宪章性法律文本中确立了税收（宪）法定主义。